姚前：关于大模型生态建设的若干思考

俄罗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内容比较广泛，例如银行存款、交通工具信息、金融性债权债务信息等，还要求申报支出信息和支出资金的来源信息。

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3期。中国商务部与蒙古国对外关系部签署关于加强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与捷克工贸部、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签署关于中小企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越南工业贸易部签署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我国宪法第67条第（14）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人们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而且让广大公民充分表达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和做法提出批评性意见，只会使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关决策和行动更科学、更合理、更有利，而不是相反。[11] 6.联合声明 2015年5月8日中国与俄罗斯在莫斯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国商务部与尼泊尔工业部签署关于建设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与缅甸商务部签署关于建设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宪法序言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31]这些都涉及公共财产的保护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主要是公民有表达不同意见而不受打压的自由。据此，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四分之一的联邦议院议员可以就法规范的合宪性问题向宪法法院提请审查。

这是因为提起宪法诉愿必须主张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且必须是针对自身、现时、直接的（selbst, gegenw#228;rtig und unmittelbar）侵害。例如，韩大元教授团队起草的《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就设置了预防性解释、抽象审查性解释、具体审查性解释、个人请求解释四种依申请解释宪法的程序类型。而后者则主要是对司法权的合宪性审查，但其中也可能包含对法规范的审查，我们可以将该程序的审查对象限定为法规范，使其成为一种由公民提起的具体规范审查。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对审查规范和废止规范的权限进行了分离，将后者集中于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关手中。

当然，在个别情况下，也应当允许直接针对法规范提起宪法诉愿。总之，希望选中的程序类型在建立后能够真正适用，落到实处，以实践带动促进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完善。

因而，对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第二个要素是法官，在这一程序中，普通法院法官要对法规范的合宪性进行初步判断，职业法官的过滤能够保证最终被提请审查的都是真正的、有意义的合宪性问题。[2] 关于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和程序，在宪法较为发达的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在德国甚至已经形成了宪法诉讼法（Verfassungsprozessrecht）这门学科。任何人，只要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在穷尽其他法律途径仍不能得到救济的情况下，均可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

[1] 尽管与该提议相比，此次修宪选择了改革成本更小的更名方案，但毕竟是迈出了合宪性审查制度建构的关键一步。对行政行为的法律救济途径是复议和诉讼，对司法裁判的法律救济途径是上诉，因而，就行政行为和司法裁判而言，最终都只能针对普通法院的终审裁判提起诉愿，即所谓裁判宪法诉愿/针对判决的宪法诉愿（Urteilsverfassungsbeschwerde）。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例，《宪法法院法》第13条列举了多达21种具体程序类型，除规范审查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机关争议、联邦与州之间的争议、宪法诉愿、宪法保卫程序（总统弹劾、法官弹劾、剥夺基本权利、政党违宪禁止）等。这一点在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提请时间节点上体现得很明显。

从1951年成立到2017年底，联邦宪法法院共收到了3656件具体规范审查申请，做出了1342件此种程序类型的裁判。比如，对裁判的合宪性审查具有高度的司法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现有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在功能上能否胜任这种工作？再比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全国人大的组成部分，那么应如何防止对裁判的合宪性审查演变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个案监督？个案监督的问题虽然在《监督法》立法过程中经历了争论，但最终已经被明确排除。

[22] 近十年来，每年收到的具体规范审查申请大约在20-30件之间，审结的大概在10-20件之间，均仅次于宪法诉愿案件。根据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此项更名举措旨在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委员会更名后，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职责。

[23] 比较宪法学的研究表明，具体规范审查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程序类型，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实现了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法院的联动，实现了合宪性审查与司法裁判的联动。裁判取决于某一法规范的有效性意味着，系争规范是普通法院裁判的依据，是处理原审案件争议必须适用的法律。因为即便宪法法院判定该规范违宪，该案件同样会因前述程序瑕疵被驳回。对这一问题，笔者同意邢斌文博士的观点，就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而言，法律委员会此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无法质疑行政法规草案的合宪性、法律委员会的意见不具有终局性、回避宪法判断等——都不可能通过设立一个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而得以解决。正如曾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Dieter Grimm教授所言，真正重要的宪法问题，还要通过具体规范审查和宪法诉愿程序来解决。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要排除的只是针对个案裁判的宪法诉愿。

合宪性审查是一套科学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因为这一程序是由普通法院法官提起的，所以又称为法官提请审查（Richtervorlage）。

在法规范宪法诉愿中，合宪性审查的对象确实只有规范。第三，从功能适当的角度来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人员组成和运作方式等，也都不适合裁决权限争议等两造对立、具有高度司法性的程序类型。

不同之处在于，为了控制案件数量，同时避免宪法诉愿演变为由公民启动的抽象规范审查，应当将穷尽法律救济途径作为提起诉愿的前提。未来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的合宪性审查职能，应以规范审查为主要内容，审查对象应扩大至法律，且应以事后审查为主。

就此，《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第1句已经指明，只有在普通法院的裁判取决于某一法律的有效性，而法官认为该法律违宪时，才能够提请审查。第二，允许各级法院直接提请审查，而不需经上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过滤。只是在最终的宪法诉愿中，仅允许将裁判所依据的法规范——而不能将终审裁判本身——作为诉愿对象。法律通过后，由基民盟、基社盟执政的萨克森、图林根和巴伐利亚三个州州政府随即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请抽象规范审查，法院最终于2002年7月判决该法合宪。

四、宪法诉愿 宪法诉愿（Verfassungsbeschwerde）规定在《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4a项，《宪法法法院》第13条第8a项及第90-95a条。近十年来，每年收到的宪法诉愿申请大约在6000件，近三年来略有下降趋势。

其次，因为缺乏具体争点，审查机关有时甚至要对系争规范进行逐条逐句的审查，自然无法深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在性质上更多属于法规范，自然应当成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

[28] 第三，放宽对裁判上的重要性的要求，只要法规范具有第一个层面上的裁判攸关性，就允许提请审查。这意味着，经过宪法修改和机构改革，合宪性审查的职能被赋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据此，如果普通法院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认为其裁判所应适用的法律违宪，则应中止审理，将该法律提交宪法法院审查。但问题在于，此次修宪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替代法律委员会，对于此种意义上的事前审查，并无实质性的提高促进。现阶段宪法诉愿的对象应当限定为法规范，而不包括司法裁判。第二种是法国式的事前审查制度。

此外，法院的诉讼程序和事实认定也有可能成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因此，必须等待该执行行为，且先对该执行行为穷尽法律救济途径。

就对象而言，只有在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模式中，普通法院才在审理具体案件时附带地对法规范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有鉴于此，对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未来的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建议：第一，既允许当事人提出合宪性异议，也允许法官依职权提请审查。

尽管可以对所有三种权力进行审查，但在具体程序构造上，宪法诉愿具有补充性，首先要求穷尽法律救济途径（《宪法法院法》第90条第2款第1句）。第一种是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